生態環境是影響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黑臭河道會給周邊居民帶來極大的困擾，目前我國在黑臭河道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截至2019年底，全國2899個黑臭水體的消除比例達86.7%，其中重點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消除比例為96.2%，其他地級城市消除比例為81.2%。到2020年底會我國如期完成城市黑臭河道治理工作應該沒有懸念，從這一層面上看，我國水環境治理上將進入后黑臭河道時代，但黑臭河道發生、消除的問題目前仍存在一些難題亟待解決。在“2020(第十八屆)水業戰略論壇”上，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國家環境保護技術管理與評估工程技術中心主任王凱軍分享了后黑臭河道時代水環境問題的系統思考。

我國黑臭河道治理存在幾個問題 未來仍任重道遠

根據相關統計，全國29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共有黑臭水體2899個，截至2019年底，全國黑臭水體消除比例為86.7%，其中重點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消除比例為96.2%，其他地級城市消除比例是81.2%。2016年以來，黑臭水體治理的投資達到11000多億元。到2020年底會我國如期完成城市黑臭河道治理工作應該沒有懸念，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國水環境治理上將進入后黑臭河道時代，但黑臭河道發生、消除的問題目前仍存在一些難題亟待解決。

在今年生態環境部的首場發布會上，張波司長提出黑臭河道治理過程存在的三大問題：第一，管網存在很大問題，城市污水廠進水污染物濃度很低，有的地方不處理都接近一級A的水平了，顯然管網質量存在很大問題;第二，面源污染問題很嚴重，一場大雨下來，河湖馬上又黑臭了;第三，核查發現有的地方調水沖污，治標不治本。整治的是黑臭水體，倒逼的是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結合張波司長所談的問題，王凱軍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目前我國黑臭河道治理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進水污染物濃度低

《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城鎮污水廠處理水量逐年升高，而污水廠進水濃度卻逐年降低。2017年全國污水處理量是2007年的3.2倍，但2017年全國平均進水CODCr濃度較2007年降低24%。正是由于進水濃度逐年降低，2017年的COD削減量僅為2007年的2.7倍。所以有的人講提高污水濃度是最大的減排。

生態環境部在監督檢查全國4303個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時發現實際的濃度更低，COD<150mg/L的污水處理廠達到55.4%，COD<250mg/L的污水處理廠甚至超過70%。

全國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情況

二、污水實際收集、處理率低

徐祖信院士曾表示，對上海市6000多平方公里范圍內雨水管網混接污染溯源和1萬多條河流排放清單分析后發現，56%的污水直接或間接排入河道;中央第四環境保護督察組分析督察情況后發現，廣東省“十二五”規劃要求建成污水收集管網1.4萬公里，實際只完成9000余公里。廣州市“十二五”計劃建設1884公里污水管網，實際建成590公里，完成目標任務的31%。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污水管網缺口達4600多公里，全市污水收集率不足50%。

盡管我國污水處理量大，但進水污染物濃度低，導致各地的污水處理率虛高。中國環境規劃院王東曾通過兩種方式對全國污水處理率進行了校核，得出全國污水處理率分別為為71.4%和58.2%。比如南方某城市統計2018年實際處理污水10.9億噸，污水處理率達93.7%，但平均進水COD濃度僅159mg/L。用自來水量測算污水量為13.4億噸，處理率為79%;用進水濃度進行校核，則污水處理率僅為54%。

原新加坡公用事業局首席專家曹業始撰文分析，COD處理率方面，新加坡的可達91%，而中國的僅為33%，其中北京83%、上海59%、廣州41%;N處理率方面，新加坡的可達100%，而中國的僅為52%，其中北京100%、上海68%、廣州52%。

三、排水體制不適應環境管理變化的需求

王凱軍分析了36個重點城市污水處理量、COD削減量及COD遺失率，發現36個重點城市中，22個城市COD漏損率達到50%以上，其中包括北方8個城市和14個南方城市。由此可見，污水廠進水污染物濃度低的問題是一項全國范圍內的、非常嚴重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河水倒灌引起的。

綜上所述，如果僅僅考察排放口濃度，以現在的污水處理率的計算方法，就真會出現李克強總理聽省市領導匯報污水處理率，達到90%以上，問省長這是規劃的還是達到的指標。真正出現高的處理率從來達到不了河流斷面考核指標的情況，結合王凱軍在不同會議上談到的對于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問題，這一列問題反應了我國排水體制落后于環境管理的需求。

四、投資仍面臨3-5萬億缺口 治理工作任重道遠

而從投資的角度，北京市為提高污水處理水平，發布了3個“三年行動計劃”，到2019年底，兩輪投資接近600億的投入，北京全市污水處理率從84%提高達到94%，污水處理量從接近400萬噸增加到620萬噸，真正提高了污水處理率。從北京經驗看，目前全國的實際污水收集、處理率水平，污水處理仍然需要投資10000億以上。張波司長也表示，黑臭水體整治涉及大量投資，光污水管網就有一萬億元的投資缺口，加上雨水管網一共超過2萬億。從國際上看合流制雨水處理流量是污水處理量的2-3倍，雖然是一級處理，但是，仍然是幾千億級的投入。

王凱軍結合我國城市水環境污染控制需求，如需徹底解決河道水環境質量的斷面達標，仍需總計3-5萬億元的投入，按目前的投入水平看需要3-5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從改善水環境發展的路線圖看需要黑臭源頭治理、溢流污染控制、斷面達標和資源利用等三個不同階段的任務和內容，可謂任重道遠。

合流制溢流污染解決方案：美國及國內的探索案例

一、美國的探索

合流制溢流(combined sewer overflow，CSO)污染控制是許多地方水環境治理中普遍面臨的難題，美國在世界范圍內較早地開展CSO污染控制研究，整體上在CSO污染物削減、受損水體恢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國外合流制污水處理廠的雨季流量一般是旱季流量3-5倍，一般采用幾種形式處理：

a、一級或強化一級處理：上例152MGD通過污水處理廠的初級處理(320MGD)，然后跨越生物處理單元排放;

b、建立存儲池先截留(上例，95MGD)，雨后再在污水處理廠處理;

c、單獨建立一級或強化一級處理(包括，美國大部分僅僅消毒)。

根據美國的經驗，要建設和改造合流制系統，首先應最大可能地利用處理廠改造措施來處理溢流污水;其次是末端建設雨水存儲和處理設施與Online雨水存儲和處理措施;在85%-90%的溢流污染解決之后，再來談建設綠色基礎設施。而我國則是在80%-90%的溢流污染沒有控制的情況下，就試圖采用海綿城市綠色基礎設施解決溢流污染問題，我國整體技術路線上或可參考借鑒美國的溢流污染治理思路。

二、國內的嘗試——清華與中持水務的BioSand T/S工藝研究

視角轉回國內，從實際環境管理角度來看，我國河流斷面水質達標率受降雨帶來的面源污染影響嚴重，汛期達標率明顯低于非汛期。而國控斷面考核頻率不斷提高，下一步或許將發展到周、日考核階段，達標率或將進一步下降。換言之，今后我們國家環境管理已經從監控重點污染源到監控河流斷面水質。而現實是，即使按照高、中、低濃度的氮、磷、COD的指標來計算，在1-3倍的截流率之下，即使混合雨水之后，溢流的污水也無法達到各級斷面水質標準，甚至是在10倍的截流倍數下也無法達標，因此溢流污水的處理萬分重要。

王凱軍表示，通過系統計算發現，我國大部分污水處理廠存在污水處理水量冗余現象，污水處理冗余能力平均值為83.8%;污水廠實際進水濃度逐年降低，濃度冗余逐年提高，一般平均設計濃度為400 mg/L;我國目前建立的接近日處理2億噸大量的污水處理設施的水量、水質綜合考慮污染削減能力存在大量冗余，2017年COD處理能力的利用率僅為53.9%。

面對國內嚴峻的溢流污染情況與污水處理能力冗余現象，中國水務企業多年來也在積極探索CSO系統控制技術。王凱軍教授提出國內的解決思路應該不同于歐美國家一級處理的思路，而是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污水處理廠的實際情況，充分污水處理冗余能力。具體講生化池流量與濃度成反比，濃度降低一倍，流量就可以提高一倍，同時利用富裕能力就可以處理2-4倍雨水，限制因素是沉淀池。因此通過加速沉淀可以助力污水處理廠3Q運行。活性污泥系統內可以投入加重載體，促進泥水分離速度和效果，使污泥濃度提高成為可能，優化了整個生化系統的性能。產能直接提升2-3倍，適合所有泥法的改造。

王凱軍介紹，中持水務和清華大學正在籌建研究中心，首選課題即是CSO污染的解決方案，中持水務提出BioSand T/S工藝，該工藝已投入研究，其原理是將剩余污泥與雨水混合，迅速吸附去除污染物，提高污水處理率，再通過BioSand T/S工藝加載沉淀，使出水標準達到一級A或地方Ⅳ類標準。

清華大學已經進行了相關中試研究，通過添加開發的納米絮凝劑解決沉淀池的泥水快速分離問題，也來達到相同的增加處理能力的效果。從實驗結果來看，原液加藥量20ul/L，稀釋10倍，半小時后基本得到控制，1h后完全澄清，說明該藥劑能夠解決跑泥問題，對水質出水基本沒有負面影響。

在模擬不同降雨和匯水周期情況下，在2-3倍的沖擊負荷持續3-5小時的情況下，由于分離效果好回流污泥濃度高，出水水質COD、N和P的各項指標基本不受影響，可以穩定達到出水水質標準。

黑臭河道治理需要系統思考 地方政府應對環境質量負全責

王凱軍分析，黨的十九大開始討論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在三個不平衡的矛盾問題，為什么北京提標之后之后，合肥、天津、兩江、滇池、太湖、浙江與河北等地方政府都在采用更嚴格的排放標準。王凱軍認為這是不平衡矛盾的體現，是政府責任的體現。特殊地區主動追求與其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更高的環境質量標準的需求。正體現了十九大報告指出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王凱軍同時表示，他比較認同夏青先生的意見 “排放標準不能對地方環境質量負全責”。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全責，不是排放標準負全責。因為政府不僅要監督污水處理廠運行，還要優化組織區域內的容量資源和技術經濟投入分配，才能保證質量達標。政府手中除了國家標準，還有地方標準，規劃和項目環評，治污規劃，排污許可證、總量控制等多種手段以及多種監管措施來確保環境質量。

世園會冬奧會媯水河案例

王凱軍以水專項研究的媯水河項目為例，項目要求水質要達到Ⅲ類水標準，但是以地方標準來說，即使水質達到北京地標A類，也無法達到項目要求。因此，除高標準達標排放外，項目承擔單位北京市水規院還采取了三項工具：1.面源小流域治理,結合冬奧會周邊小流域建設工程，通過水土保持生態修復精準配置技術進行面源污染治理;2.水循環修復凈化,世園會周邊區域以及媯水河干支流和河岸帶水循環系統修復，建立了大型潛流濕地，提高河道水質;3.水質水量調度,充分利用白河南北干渠輸水渠道，媯水河及其支流，實現再生水、地表水、雨洪水、外調水水質水量優化配置和聯合調度。

滇池治理案例

上世紀50年代滇池可視深度達2米，外海為1米左右，有的地方甚至清澈見底;上世紀60年代，滇池草海和外海水質均為Ⅱ類，70年代為Ⅲ類，70年代后期水質逐漸惡化;1988年以后，草海水質總體變差，水質為劣Ⅴ類。滇池成為我國污染最嚴重的湖泊之一;經過環湖截污工程，處理后污水與地表水還有差距，導致滇池水體難以自凈。前后累計投資達1500億，滇池卻依舊難以治理。

在此情況下，北京科凈源公司葛敬先生協助昆明市政府設計管理和治理體制機制，建成滇池綜合調度指揮中心，推出河長制及生態補償機制，制定《滇池保護治理三年攻堅行動實施方案(2018-2020》，滇池治理以“科學治滇、系統治滇、集約治滇、依法治滇”為指導，自2017年4月啟動滇池流域河道生態補償工作至2018年2月，相關各區政府(管委會)共需繳納生態補償金58684.0945萬元，用于流域河道水環境保護治理。

為助力滇池水質提升，昆明市開展了面源治理和昆明市超極限除磷提標改造工程。面源治理方面，采用“生態調蓄+水質提升處理”系統方法，將溢流污染負荷量大大削減，同時采用河道回補復氧水的方法，減少河道底泥內源污染，提高河道自凈能力。除磷提標改造工程方面，昆明市完成第一、三、九水質凈化廠(共計28.5萬噸/天)工程建設，正在建設昆明第六、七八、十三廠、十四廠、洛龍河污水處理廠等提標改造工程。到2020年底，預計完成提標規模近150萬噸/天。

經過多年持續努力，滇池保護治理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2016年滇池外海和草海水質類別由劣Ⅴ類提升為Ⅴ類，實現20多年來的首次突破，摘掉了“劣”的帽子;2017年滇池全湖水質類別保持為Ⅴ類;2018年，滇池全湖水質達到Ⅳ類，為1988年建立滇池水質數據監測30年以來的最好水質。

2020年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昆明，前往滇池星海半島生態濕地，察看滇池保護治理情況，充分肯定了滇池的治理工作。

王凱軍最后表示，面對新的復雜的環境問題，國內水環境治理需要系統思考，而不單單從技術、標準等單一維度思考。

編輯：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