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我國電力裝機容量平均每年新增1億千瓦，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強的電力支撐。與此同時，電力裝機迅速增加，特別是火電裝機的持續增長，被很多人視為霧霾加重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在“十二五”期間，我國電力行業常規污染物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總量大幅度降低，排放標準已達到世界最嚴水平。

那么電力常規污染物排放的大幅減少與霧霾頻發并存，到底說明了什么問題？電力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是霧霾產生的真正“元兇”，還是含冤背上了“莫須有”的罪名？在“十一五”脫硫改造，“十二五”脫硝改造、達標改造、特別排放限值改造、超低改造之后，電力行業在“十三五”又會將重心放在哪？帶著這些問題，相關媒體日前專訪了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王志軒。

電力行業絕非霧霾“元兇”

媒體：近年來，霧霾在我國大范圍爆發，有觀點認為火電廠污染物排放是霧霾產生的主因。“十二五”期間，我國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不斷提升，但霧霾問題依舊突出。據此，能否判定兩者間因果關系的強弱？

王志軒：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制定初衷并非治理霧霾，而是治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限定污染物，與霧霾關系密切。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始于1973年《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當時僅規定了煤電的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限值要求；1991年針對燃煤電廠制訂了專門的GB13223《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并在1996年、2003年、2011年進行了多次修訂。標準要求控制的污染物是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種常規污染物，2011版標準對煙氣汞及其化合物排放也提出了控制要求。

從總體看，火電廠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種常規污染物排放已不是影響環境質量和霧霾形成的主要原因。

媒體：為何這么說？

王志軒：環境空氣中污染物超過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的濃度限值即為空氣污染。在被污染空氣中，如果電力行業排放的大氣污染物經過擴散后，其濃度占比超過50%，那么毫無疑問是污染主因；但如果是低于10%呢？是不是主因？火電廠建設項目環評核心便是分析污染物排放對環境質量影響。從單個電廠環評審批結果來看，不僅要滿足排放標準要求，而且污染物排放對環境質量影響的預測結果一般在環境質量標準限值占比中低于10%。換句話說，電廠只要嚴格執行環評要求，不僅可滿足環境質量要求，且在環境治理濃度中的占比是很低的。

由于我國約一半煤炭用于發電，人們很容易從霧霾聯想到火力發電廠，認為其是導致霧霾的主因，進而傾向于對火電廠提出更嚴格要求，這只是感性上的認識，并不理性。

媒體：即是說，火電廠絕不是霧霾問題的主因？

王志軒：對。產生霧霾的污染物和污染源很多，除常規污染物外，揮發性有機物（VOCs）也是重要因素，但VOCs不是電力所為。確切地說，我認為電廠常規污染物排放是霧霾產生的非主要因素中的次要方面，絕不是霧霾“元兇”。現在應該將精力放在真正的“肇事者”身上，例如散燒煤、機動車排放、VOCs排放源和無組織的散燒秸稈等。其中，普遍無減排措施或者減排水平較差的散燒煤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大于燃煤電廠。

火電超低排放改造將成過去時

媒體：那么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變嚴，如近期鋪陳開來的超低排放改造，對治理霧霾有多大影響？

王志軒：只要標準更嚴格、減排資金投入更多，空氣質量肯定會好一些。但由于火電廠不是霧霾產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治理霧霾的效果相當有限。

當然，不排除局部地區的火電廠對霧霾形成有重要作用，在標準變嚴后，對霧霾治理效果有較明顯作用。但是從全局上看，火電廠對霧霾的影響微小。

媒體：有觀點顯示，火電廠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后，其大氣污染物排放將降低80%，效果明顯。

王志軒：需要提醒的是，大家應該理清該百分比的含義。

百分比是個相對值，關鍵是用什么做分母。如果國家現行排濃度放標準是10單位，超低排放改造后降到2單位，降幅則為80%。但從另外角度看情況完全不同。在煙氣未處理之前，污染物排放濃度可能是10000單位，按現行標準進行減排改造后，降幅可達到99.9%，進一步超低排放改造后，降幅達99.98%，比現行標準比效率只提升了0.08個百分點。所以，80%這一說法容易造成誤解。

換句話說，從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來看，超低排放改造與現行排放標準的要求相比，常規污染物總量減少非常有限，對環境質量改善的作用輕微，對于一般地區治理霧霾的作用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了。
　　
　　媒體：但從2014年開始，超低排放改造已經成為潮流，主管部門也制定了這方面的行動計劃。“十三五”期間，超低排放會否成為火電行業發展的主基調？
　　
　　王志軒：“超低”是相對于“正常的法定標準”而言的，如果繼續大面積推進超低排放，則超低排放要求就會成為“正常要求”或者成為“達標”排放要求了。
　　
　　常規污染物排放按達標排放要求濃度已經很低，再大面積推進超低排放，對企業而言，關鍵是如何保持長期、可靠、連續運行，以及如何處理新技術和運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等；對政府來說，應該加快修訂達標考核監測方法及相關評價體系，加強科學規范監管，加強政策協調。另外，國家環保部對燃煤電廠污染物實施排污許可證管理的試點即將開展，希望通過排污許可證的實施，將電力行業在污染控制上的多種行政和法律要求、多個政策、多種數據、多部門管理的現狀得到較好解決。從大局看，常規污染物控制已經不是電力行業主要矛盾，應該轉移“主戰場”了。
　　
　　電力行業常規污染物控制已超前5至10年
　　
　　媒體：那么電力行業“十三五”期間的重點是什么？
　　
　　王志軒：“十三五”期間，電力行業應轉到以低碳發展為重點上來。
　　
　　電力行業在常規污染物控制上，已經超前其他行業5至10年，更為關鍵的是，其已不是環境質量影響的主要因素。
　　
　　例如1979年，我國人均GDP在200美元左右，電力行業煙塵排放出現峰值，年排放量600萬噸左右，此后不斷下降，2014年已低于100萬噸，如果今年做到達標排放則會低于50萬噸；超低排放與達標排放相比，煙塵排放還會再降10多萬噸。電力二氧化硫排放峰值出現在2006年，那時人均GDP約2000美元；電力氮氧化物排放峰值出現在2011年，那時人均GDP約5400美元。從國際上看，一些研究者認為，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時，部分污染物出現峰值并開始下降，而在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時，大部分污染物開始下降。雖然不能簡單地進行國際比較，但是從這一相對尺度可以看出，電力行業常規污染物的控制是超前的。
　　
　　另根據2013年環境統計年報，2013年獨立火電廠二氧化硫去除率為80.3%、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平均二氧化硫去除率是14.8%、鋼鐵冶煉企業是27.6%，從數據上也可以看出行業之間的差別。
　　
　　由于技術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要求日益嚴苛，我國對火電廠常規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已經脫離了環境質量標準的條件約束，而過渡到了由技術水平決定污染排放水平的導向上，即便減排的污染物對環境質量改善作用不大，也要不斷提高要求以向趨零排放推進。但是，新的更大、更堅固“堡壘”剛剛展現，即低碳發展的要求走向前臺，電力行業更加艱巨的戰斗就要打響。
　　
　　構建“碳統領”體系
　　
　　媒體：控碳有哪些措施？
　　
　　王志軒：控碳目標主要包括控制碳排放總量、控制碳排放強度、非化能源占比等要求。在措施上包括技術措施、工程措施及結構調整措施等。管理手段上包括行政和市場手段。對電力行業而言，以上目標、措施、手段都會涉及。不同政策措施應當有不同的適用對象。低碳發展要求與常規污染物對環境影響的性質、范圍不同，采用的目標、措施、手段也不應相同。由于碳排放影響是全球性的，減排的目標具有國際性影響，從目標來看應當是自上而下設定和分配。而常規污染物由于環境影響主要是先局部而后區域，自下而上設置更合適。且由于對電力行業來說，減碳的措施更廣泛，實施碳排放交易的市場手段更能經濟地達到碳總量控制的目標。但如果對電力行業采用碳稅時，對達到總量目標具有不確定性。
　　
　　當然，碳交易與碳稅工具在使用得當時并不對立，關鍵是適用范圍不同。碳稅可能更適應于消費領域。
　　
　　媒體：電力行業適合采用哪種措施？
　　
　　王志軒：在電力行業進行碳交易，有其合理性。對于碳強度控制如果采用嚴厲的行政手段時，容易出現“一刀切”問題，或限制碳交易空間，這是需要高度重視和避免發生的。電力行業二氧化硫的排污權交易失去意義，便緣于此。
　　
　　因為電廠如果未安裝脫硫設備，可以買入排污權，經濟上更合算，這也使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成為可能。但目前所有電廠都已被強制安裝脫硫設備，從而也就沒有進行排污權交易的必要。此時參加排污權交易，就會使電廠自身脫硫設備閑置，而這些設備已經投入大量資金，這樣做無經濟性可言。
　　
　　當前電力行業節能提效水平已經很高，尤其是火電行業供電煤耗已連年下降，繼續降低空間有限，所以火電行業內部通過提高能效而創造的碳交易空間已經不大。但“十三五”期間，如果推進全國碳交易市場，且火電與可再生能源間可以進行碳交易的話，可解決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的理論依據，因為碳交易則能夠體現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減碳價值。
　　
　　另外，電力行業控碳工作已超前其它行業，所以電力行業碳交易應有更大交易空間。
　　
　　控碳是大勢所趨，電力行業面臨的控碳任務十分艱巨，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開展，有許多研究需要進行，“十三五”期間，電力行業在這方面還應繼續超前于其他行業。

編輯：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