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廖志民、右一許國棟

　　除了這倆，杭能是另一個能把工程做到極致的公司，只是它以前不屬于環保圈。

　　我跟許總和邵總分析，杭能當時每年盈利大概是在一千多萬，但是，它只做厭氧部分。所以，并購之后如果做整個工程EPC的話，合同額翻倍，利潤可以上升到三千萬以上。雖然，中持綠色當時盈利并不高，只有幾百萬。但是，在當時的時間節點，一兩年以后應該能發展成三五千萬利潤的公司，所以合并對中持綠色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當時蔡昌達已經接近70歲了，他也想收山，所以我們去了以后談了比較好的價格。但是回來以后，中持內部商量，收購沒有進行下去。

　　兩年后，維爾利以四點幾億的高價收購了杭能，這是國內環保界少有的幾個成功并購，同時又實現企業文化很好融合的案例。與杭能合并助推了維爾利從垃圾滲濾液領域到有機固廢處理的成功轉型，現在維爾利在有機固廢的厭氧處理技術上，成為行業翹楚。從這個角度說，中持放棄了收購機會，確實非常可惜。

　　02城鄉有機廢棄物處理：從“十萬億”到“三級網絡”

　　Urban and rural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世界能源》展望到2030年，中國天然氣需求量將會達到4000億，缺口2000億。 2030年，中國天然氣需求量將從2012年的1816億達到4000億。當時我國天然氣的產量是1500多億，未來加上進口量，能到2000億。還有將近2000億的缺口，怎么辦?

　　這個缺口可以通過煤制氣+生物天然氣兩條途徑來填補。當時我國在煤制氣領域已經有所突破，在新疆還建有專門的能源基地，西氣東輸等工程也開始上馬。煤制氣1500億后，還有500億可以采用生物質燃氣，這就需要與厭氧消化、餐廚垃圾、沼氣等技術來結合，這是一個大戰略。

　　為此，國家專門在科技部設立了一個生物天然氣的專項，除了承擔研究任務，還承接產業上的事情。圍繞這個專項，開展了一系列的課題，給科技部提出了一個“100億”的產業目標。

　　我們是搞厭氧出身的，這是我們的本業，總要提出一點想法，要有所作為，所以，我跟左劍惡教授一起商量和策劃，從而產生了“十、萬、億” 計劃的構思。

　　2013年底，通過老甘(甘海南)【相關鏈接：說服甘海南改行】，我約到了時任山東省環保廳領導，甘海南、左劍惡和我一起到省廳跟他匯報在山東實施“十萬億計劃”的可行性。

　　我將國外的情況、技術的情況、山東的優勢做了詳細介紹。

　　具體的想法是配合污染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在山東十余個地級市建設十個沼氣生產基地，每個基地包括 十個生物質燃氣項目，合起來有一百來個項目;在十個城市推動清潔能源汽車，每個城市推行千輛，合起來有萬輛規模;為了緩解大氣污染，在百萬戶農村提供生物天然氣替代煤炭。最終達到 10 億的生物燃氣的產量。

　　我把這些計劃中的數字合起來，變成一個響亮的名字，叫“十萬億計劃”。

　　我認為搞生物天然氣條件已經具備且需求也都起來了。當時我們調研過很多國外案例，如瑞典有了沼氣汽車，甚至還有沼氣能源的火車;德國真正把能源作物和沼氣做成了產業，可再生能源處于世界領先。

　　從山東當時的情況來看，在資源、工程和技術上都有優勢。山東是最早上清潔汽車的，十方厭氧技術也已經做了很多工程。食品行業已經初步具備基礎，600多個食品加工廠產沼氣可以達到10億方。餐廚垃圾產生的填埋氣可以達到2億方，從沼氣潛力上看，山東省食品行業全國排第一，農業全國排在第二，畜禽養殖和秸稈有20億方的沼氣生產潛力。

　　我認為如果開展生物天然氣工作，還能夠有效緩解山東的大氣污染。

　　當時山東全省耗煤2.4億，農村的散煤用量約有4000萬，這些散煤燃燒均未經處理就排放到了大氣中，產生的污染量是熱電廠的10倍以上。且這些散煤主要集中在冬季的4個月取暖，導致冬天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又增加了3倍。

　　因此，在“十萬億計劃”中提出給百萬戶農民提供生物天然氣替代散煤取暖，這樣散煤污染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

　　聽完后，大家對這些內容非常感興趣，包括我提到的大氣污染治理思路，和畜禽養殖廢棄物的再利用。

　　但當時各地環保廳全副精力都放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時間、任務都很緊迫，暫時騰不出空來。所以，山東省決定半年或一年后，等把大氣污染治理的思路理清了、工作捋順了，再詳細商討這件事。

　　當時，我們與中國水網配合，與山東省環保廳在濟南主辦了“山東省生物質高質利用技術論壇暨試點工作對接交流會”，探討了山東省生物質高質利用的現狀及產業發展前景。

　　會上，我借機提出山東省“十、萬、億”燃氣項目倡議：可以優化產業布局，改善能源結構，緩解大氣污染，支撐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戰略。

　　山東省環保廳研發中心主任李保林明確表示：“舉辦論壇為供需雙方搭建了平臺，有利于推進日后合作。對于啟動的試點工程，省里會給予支持，省環保廳也會為生物質高質利用提供支持”。

　　這段時間，有一次郝吉明院士剛好也在濟南參與治理大氣污染的相關工作，我們就拉了郝院士一起約著和濟南市市長談。

　　那天等了很長時間，后來一個市委常委出來見我們，說有領導到濟南，書記、市長去接待，無法參加。回到北京我們才知道是趕上領導人來濟南。說完事吃完飯，我和左老師火車都趕不上了。因為第二天我們在北京都有會議，十方的人連夜開車把我們送回來，到北京都凌晨三、四點鐘了。

　　當時，我想起和左劍惡老師另一個有意思的出差場景。

　　“十一五”水專項初期，我剛準備調到清華，水專項的分配都已經基本完成，那時候我和左老師在水專項里頭的方向不甚明確，我們商量在污泥厭氧消化上做點兒工作，打聽到唯一沒有確定的項目是昆明的城市水專項。

　　2008年五一過后，我和左老師就相約去到云南，與云南省廳、省院主管水專項的人都見了面，談了一圈兒，效果不甚理想。

　　5月12日，我們將要離開昆明回到北京。我們在路上坐著出租車，突然感到有一陣晃動，左老師比較敏感，說“有地震”，我當時沒有在意。

　　我和左老師還想按計劃回北京，但是到機場之后發現形勢不對。聽說軍用飛機大量集結，我和左老師果斷換上前一班的飛機回京，到了北京才知道四川汶川發生了大地震，如果當時我們沒有換飛機，估計一個星期也回不了北京。

編輯：趙利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