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在《市場有多聰明》一文中寫道，“我做生意這么多年，也不知在商場上打了幾千個滾了，但有時候還是會想一個問題：“市場究竟有多聰明？”這一擬人化的提問，讓很多人一驚。馮侖用四個故事展開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他認為，當下，我們應該更多地研究社會管理如何改革，如何把一些政府職能交給市場、交給 NGO、交給市民老百姓自己。

對此，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認為，其實，仔細想來，能夠讓市場化力量成功的基礎土壤是法治。試想，如果開車者對拖車公司的投訴不能得到公允的解決，或者開車者可以通過“找人”來減免費用，上述市場的效力馬上就大減。這些事情在中國一直在發生。而法制不是停留在紙面的條文，在落地中執行者也是人，法制的執行者為什么也要按法制一絲不茍呢？因為他們怕媒體曝光。所以，市場的力量能夠發揮，離不開公平的氛圍，而公平能否實現，則需要法制，而法制能夠貫徹（法律不是法制，具體可參考大清律），則離不開媒體的監督。這條邏輯鏈一樣適用于環保如何能夠健康發展。期望PPP調動社會資本力量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也離不開法制和契約精神的出發點。

薛濤的觀點也引起了很多業內人士的共鳴，中國環境規劃院副研究員李曉亮就跟帖表示贊同，政府不去做基本的規范自己行為等，為推行市場經濟打下堅實基礎、作出基本前提保障、使市場能夠真實有效運轉的基本性工作，而以沒根基的市場存在各種問題為由，就不斷把市場當成夜壺，想用時拿出來裝飾一下門面，不想用時拋一邊歷數市場“罪狀”。

馮侖在文中強調，我們要更多地相信市場，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更多地相信法律，依法治理這個社會，依法來讓市場發揮作用，這才能讓社會可持續地、健康地發展。

附：原文

馮侖：市場有多聰明

來源：羅輯思維   作者：馮侖

我做生意這么多年，也不知在商場上打了幾千個滾了，但有時候還是會想一個問題：

市場究竟有多聰明？

我們在市場上能做的事情，究竟有沒有邊界？

市場究竟把我們的能力放大了多少？

抑或把我們的能力扭曲了多少？

在現實中，經常會出現二難選擇：

這件事情究竟是用市場的方法做，還是用政府行政的方法做？

是讓公司去做，還是發文件讓下級去做？

不同的選擇，最后產生的效果往往截然不同。

1

比如，怎么解決“亂停車”的問題？

市場究竟能不能矯正人類的行為，或者督促人們依法依規辦事？市場能不能讓政府的手延長，而且更有效？

在有一年的冬天，我似乎看到了一個答案。

大概是在十六七年前的冬天，我去了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個小城。路上的雪約莫有半尺高，而且還在不停地下。

司機一路開著車，每到一個需要停車的地方，不管是加油站、餐廳，還是學校，路邊都看不見停車位的線。

這種情況下，要是擱咱國內，就算有個戴袖章的人過來查，你也完全可以說，“這怎么停啊？你能看見停車位嗎？”很容易就能搪塞過去。可是這個司機卻是每到一處停車，就恨不得把四周的雪都扒拉開來看一下，確定自己沒有壓在線上，然后才走開。

于是我特別好奇，問司機，“這大雪天，還這么講究？警察都不出來了，還擔心被罰嗎？”

司機說，“這你可不知道，這個季節是拖車公司生意最好的時候，他們會特別認真地逮你的小毛病，然后罰你的款、掙他的錢。”

司機告訴我說，以前他們這兒一到冬天，由于下雪，亂停車的人就比較多，但是警察又沒有辦法一個個查，于是他們就想出一個辦法：每到大雪季節，就發兩三個牌照出來，有這個牌照的人，就可以成立一個拖車公司。

對政府來說，他預計一個冬天的罰款最多是 3 萬，而養警察一個冬天的費用可能就要 5 萬，還不如發個牌照，讓拖車公司去找茬，罰款就作為拖車公司自己的盈利，政府自身也省了錢。

對拖車公司來說，這筆生意有一定的風險。如果看走了眼，人家沒有停在線外，你舉報了人家，還把人家車子拖走了，之后引起糾紛，打官司輸了就得賠錢，那自己不就虧了？

于是拖車公司就特別謹慎，一旦他們認為這個車子停的有問題，在處理的全過程中他們都會錄像，同時請自己的律師把所有文件做好，然后舉報給警察，最后在事實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才能去罰款。

這樣一來，每到冬天，司機也就會特別小心，因為他們都知道，拖車公司是私人企業，為了賺罰款，他們不怕寒冬，兢兢業業地 24 小時都貓著。而且這幫家伙特別狡猾，車輪稍微壓一點線時，警察通常不會那么認真地查處，但拖車公司的人會超認真地找出你這些毛病。于是，司機一到這個季節就特別自律。

2

關于市場的作用，還有第二個故事。

“9·11”之后，拉登藏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界的一個地方。有一段時間，美軍不斷地派大軍進入這一帶，但后來又無聲無息了。很多人揣測：美軍是不是放棄了？是不是不抓拉登了？

但是拉登一直沒有出來活動，因為他比誰都清楚，美國人從來沒有放松對自己的抓捕：不僅有像 CIA 這樣專門的人在盯著情報，更重要的是，在他身邊隨時都可能出現“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是美國政府用來抓捕拉登而調動的民間力量。

只要你有專業的背景，比如當過警察，加入過特種部隊，或者在這些地區做過雇傭軍，那么你就有資格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通過審查即可獲得去抓拉登的許可。最好是父子倆或者兄弟倆一起，這樣成功的機率更大。

當時，美國給出的最高懸賞金額有 5000 萬。在抓拉登的過程中，所有的成本都由賞金獵人自己負擔，比如手銬、武器、機票、吃喝、服裝。一旦抓到目標，這一輩子就翻身了。

這個賞金調動起來的干勁真是大，在拉登可能藏身的地點，經常會有這樣的賞金獵人出沒。他們偽裝成本地人，分散小股活動，像狼一樣嗅覺非常靈敏，一旦有消息就過去探探。這些獵人對拉登的威脅反而更大，所以拉登更不敢隨便把消息走漏出來。

在抓捕拉登的過程中，賞金獵人和正規的特種部隊還起了矛盾，因為賞金獵人比部隊還積極，經常會打亂正規部隊的行動計劃。

于是，正規部隊就利用這一點，故意放一些假消息出去，讓賞金獵人去折騰，這樣一來，還能誤導恐怖組織以為自己沒有被注意到，因而放松警惕。

拉登最終是被海豹突擊隊干掉的，但在這十年中，賞金獵人在這一帶的出沒無疑給拉登制造了巨大的壓力，也給美國政府最后解決拉登的問題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這是一個市場和政府共同行動的計劃。賞金獵人自掏腰包深入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恰好彌補了正規部隊的高成本和無法去到一些犄角旮旯地方的缺陷。

3

第三個故事，說的是戰爭中的私人企業。

在全球的武裝沖突、局部戰爭中，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一些私人企業的身影，市場越來越多地滲透到原來由國家武裝力量、政府權力、政府職能管轄的地方。

我第一次了解到這件事情，是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在那一次戰爭中，很多人很詫異地發現，大量的美軍給養車隊，來自于私人的物流公司。

物流公司的效率根本不輸于部隊專業的汽車兵。私人的物流公司有專機，有衛星定位系統，有專業的司機。所以在海灣戰爭當中，他們負責了大量運輸軍需物資的工作，為軍隊提供后勤保障，包括一些技術保障和基地軍人的生活保障。

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之后，美軍在伊拉克安排了一個行政長官，當地政府也選出了自己的政府高官。在這些官員、工程師、技術人員、特殊部門的周圍，活動著非常多的來自私人安保公司的保鏢。

最著名的私人安保公司就是黑水公司。雖然黑水公司因為誤殺了當地的民眾，最后在譴責聲中關門了，但是作為美國五角大樓的一個承包商，這個公司完成了很多政府不能完成或者不讓完成的特別任務。

這樣的私人安保公司現在也始終存在，而且在沖突熱點地區，他們生意格外好，成為推翻當地軍政府或反對派的重要力量。比如在近年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雇傭軍，這些雇傭軍就是受雇于私人安保公司的武裝力量。

所以，地球上的沖突和戰爭也越來越多地變成代理人的戰爭，變成局部的沖突和小型戰爭。這樣就讓國家或區域間的利益紛爭可以在一個可控的、低烈度范圍內解決。

4

最后來講講我們國家打海盜的故事。

近幾年來，我們威武雄壯的海軍出行亞丁灣，保護了我們遠洋的貿易船隊——這樣的新聞總會令國人振奮。但是別忘了，除了海軍以外，其實更多防范和打擊海盜的工作是請國際上的安保公司來負責的。

這個市場有多大呢？在亞丁灣上海盜出沒最活躍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商船出行一趟要付給安保公司 8 萬美金。而中國一年跑去亞丁灣的商船，有幾千航次。

由于生意好，很多安保公司都來搶生意，發展到現在，每一艘商船上都配了專業的武裝安保人員，而且價格越來越低，到現在不足 3 萬一次。

對照來看，動用一次海軍大軍艦，對付只是幾條小舢板的海盜船，威風是威風，但是成本可能是幾十萬美金，跟收益實在不相匹配；倒不如再花個三五萬美金，每條船上請安保公司派幾個人，又有效、又簡單，成本也能大大降低。

5

顯然，市場能夠做的還有很多，只是我們今天并沒有完全意識到。仔細想一想，目前有很多政府在做的工作，或許可以換一個方式，通過市場也能做、而且會配合政府做得更好。

所以在當下，我們應該更多地研究社會管理如何改革，如何把一些政府職能交給市場、交給 NGO、交給市民老百姓自己。這樣一來，社會的秩序反而會變得更好，人們自由活動的空間也會更大，做事的效率也會提高。

當然，這所有的一切都依賴于一個有效的、公正的法治系統。其實社會不怕有沖突和矛盾，最怕的是決策的混亂和法治系統的不健全。我們要更多地相信市場，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更多地相信法律，依法治理這個社會，依法來讓市場發揮作用，這才能讓社會可持續地、健康地發展。

編輯： 李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