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隨著財政部第三批示范項目的公布，PPP成為基本國策幾乎已成定論。應財政部ppp中心約稿，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對2016年度市政環保PPP進行了盤點，這也是他在日前君合律師事務承辦的2016年PPP立法研討會中發言的第三部分。

前言

從43號文發布至今，已三年有余。隨著財政部第三批示范項目的公布，PPP成為基本國策幾乎已成定論。1.56萬億的PPP項目落地規模，使中國特色PPP成為各類令世界矚目的中國速度的又一案例。當然，中國落地的PPP項目，應該結合中國國情和歷史發展階段找到其內在規律和主要矛盾，而追求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整體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國家推進PPP的共同的核心目標。從E20環境平臺“促進環境產業成長”的基本使命出發，我們對PPP的研究更看重其對產業的影響。當然，不能高效提供公共服務的環境產業，必然是偽產業，因此產業的本質與PPP的目標并不矛盾。

結合國情，必然要將PPP與原有地方融資建設模式(即公建公營)進行比較。經過兩年多的摸索，有成績也有教訓，筆者認為，要找出PPP落地的障礙和問題，則需要堅持“分類、分類再分類”的基本分析方法。之前的各類PPP文件，在分類上基本是按照應用領域進行分割(如水務、園區、環保、交通等等);或者按照財政部綱領性文件，財金[2014]113號文中“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貼和政府付費”的分類方式(發改委[2014] 2724號文中“經營性、準經營性和非經營性”的分類方法與之類似)，是以是否需要財政補貼來進行劃分。基于中央政府統籌管理的考慮，這種分類很有針對性，但對進一步分析各類PPP項目的核心邏輯和如何通過PPP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尚顯不足，比如目前將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這類政府付費項目歸于使用者付費和經營性/準經營性項目，實際上邏輯并不清晰。

財政部最新頒布的財經[2016]92號文PPP財政管理辦法中，僅有提到特許經營權作為部分類型項目可能會涉及的要素，并未明文強調分類。而在發改委的[2016] 2231號文中，雖然首次明確將“特許經營和政府購買服務”兩種PPP模式分開，但卻未有進一步細節陳述。此外，近期行業部門所發布的文件(國務院頒布的燃氣條例和住建部聯合發改財政所發布的住建[2016] 208號文“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燃氣、供水行業”)中，對燃氣市場化的相關描述并不符合對PPP和特許經營當前的法規要求，這反映出對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頂層結構思考的不足。(詳情點擊 → 薛濤：燃氣條例涉公權私授?看PPP失去頂層支撐的危害)

越來越多的負面案例證明，PPP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光考慮初衷和背后的出發點，更要盡力預判在政策落地中，不同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社會資本、金融機構甚至咨詢公司)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績、GDP或者利潤)的訴求，難免在某些項目上演進為投機或合謀，而有可能導致項目背離了前文所述的提高公共效率的核心要求。而要做到可實施且不走偏的政策，則也需要在政策討論和制定中按照不同分類，不同的項目邏輯和不同的主體，運用“博弈論”的思考方法去分析、預演和設計機制。

本文以筆者在君合律師事務所舉辦的2016年PPP立法研討會上的發言的最后一部分擴充寫成，希望通過對市政環保領域PPP項目分類的方式，對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頂層結構進行探討，并就PPP的不同模式在環境產業中形成的影響進行總結。(PPP立法研討會發言第一部分請參見 → 薛濤：中國特色三大關系決定PPP國情)

一、市政環保產業主要涉及的PPP領域

利用E20環境產業九宮格能更加清晰的理解PPP在環境產業中所能應用的不同子領域。九宮格的左側代表環境產業的服務對象，下方則是污染物的承載介質。考慮到合同屬性，直接為工業客戶提供治污服務的第三方治理不屬于政府公共服務的范疇。除了工業園區廢水集中處理和危險廢棄物處理，由于需要政府授權而兼具兩種特性，可以納入PPP的范疇。其它大部分情況下，將工業治污的第三方治理與PPP混為一談，甚至套用特許經營模式都容易造成邏輯混淆。筆者認為當前存在以推進第三方治理或PPP為由，不當授予治污企業壟斷權，強迫工業企業接受政府指定的環境治污企業的委托服務的案例，其合法性有待商榷。

圖 1 E20環境產業九宮格

簡單而言，目前與PPP相關的領域包括上圖1、2、3、4四個區域(都是政府為支付對象或者需要政府賦予壟斷經營權)，以及前文所述的交叉地帶的工業園區集中廢水處理和工業危廢處理。此外，供水、管廊等業務也與環境產業緊密相關，在E20的行業研究中都作為環境產業來看待。

由此可以列出當前E20所關注的環保企業會員普遍參與的PPP項目，并按照筆者“頑固堅持”的分類法進行分類如下：

A) 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領域

供水PPP(股權合作為主，燃氣、供熱PPP性質很類似)、工業危廢、地下管廊

B) 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領域

污水廠BOT、垃圾焚燒廠BOT、垃圾填埋廠BOT、餐廚處理廠BOT、污泥處理廠BOT等(上述項目可能打捆包含前端收集運輸)

C)非特許經營的政府購買型PPP(PFI)

管網融資建設、不含污水廠的黑臭水體治理和海綿城市、土壤修復、農村污水或垃圾治理等

D)不含融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非PPP的政府購買服務

垃圾清掃或收運(不含收運站融資建設)、城市水體維護、環境監測服務、基礎設施的委托運營服務

圖2 E20市政環保PPP分類格局圖

上述分類并不能絕對化的看待。例如，若地下管廊收費基礎很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地方政府有可能給予了極高比例的補貼保障，那么這種項目的性質實際上就會從A類轉換到接近C類。同時，現實中有很多不同性質的項目也有包括在類型ABCD之間打捆的組合模式。但上述情況并不妨礙通過對典型模式的分類來分析核心邏輯和主要矛盾。

二、分類的依據說明

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資沖動以及其他原因，對政府購買服務和PPP產生了混淆和沖突。兩者混淆的原因，從頂層來看依然是部門偏好的概念泛化沖動，根源是傅濤博士撰文所說的權力和責任的不匹配導致(詳情點擊→ 傅濤：警惕PPP中的行政迷戀)。類似的，還有特許經營的泛化和第三方治理概念的泛化。概念泛化的危害顯而易見，由于概念泛化將導致政策研究和法規條文制定中缺乏針對性的分析和措施，碰到硬骨頭就難以落地或者導致背道而馳，同時也就帶來了各種地方政府暗渡陳倉的問題。

1.區分非PPP的政府購買服務(D類)與PPP(A類+B類+C類)

圖3 第一次分割

顯而易見，非PPP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應該以融資為目的，否則將違背三年前財政部挑頭開展PPP的初衷，且導致對地方政府債務控制的效果將付之東流。而如果不以融資為目的，項目就不應該涉及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需要由于還款周期的考慮采用較長的項目期限。三到五年為周期，及時評估和競爭選擇購買服務的提供商，是較適宜的選擇，對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更加有利。那么，將垃圾清掃、運輸，河道維護等這類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稱之為PPP項目，甚至采用20年的過長的“特許經營期”，都是概念混淆后的不當模式，對提升效率弊大于利。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類政府購買服務的項目中，為了向政府提供服務，企業可能會自購車輛、儀表等裝備，但是產權完全屬于企業，并且可以在不同的項目地使用(不同于基礎設施建設的用途唯一性和用地唯一性)，因此不應被看作后敘的融資屬性。

與之對應而反向的另一種情況則危害更大，就是地方政府用政府購買服務代替PPP流程，采購包含工程在內的基礎設施項目，使融資游離在PPP流程之外，脫離程序和可承受力評估限制的要求。可以看到，非PPP范疇的“政府購買服務(D類)”和“非特許經營的政府購買型PPP(C類)”從用詞上就十分接近，并且因其內在邏輯有部分相似性，在實際操作中，也往往是后者范疇內的地下管網、市政道路等被披上了前者的外衣暗度陳倉。此外，除了C類PFI項目，可運營的項目(下段予以解釋)類型由于受社會資本歡迎，所以很少見到將可運營的資產(A類和B類)走“非PPP的政府購買服務模式(D類)”，其實也體現了地方政府利用非PPP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來實現違規融資的目的。

2.區分非特許經營的政府購買服務PPP(PFI)(C類)和可運營性特許經營(A類+B類)

圖4 第二次分割

在試圖將政府付費的基礎設施項目拿出特許經營范圍的討論中，筆者發現了傳統特許經營無論是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亦或是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二者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可運營性，也正是這個共同點區分了同為政府購買服務性質的特許經營和PFI項目。為了與發改委2724號文中所提到的經營性、準經營型等定義進行區分，筆者采用“可運營性”這個詞匯，因為核心概念有所區別：財政部的“使用者付費”概念和發改委的“經營性”從上下文來看核心意思指的是項目的收費回報是否足夠覆蓋項目成本和收益要求，財政補貼是否需要被安排，所以將政府付費的污水處理BOT項目也看作了使用者付費的經營性項目。而本文“可運營性”卻有如下兩個顯著特點：

1)項目的基礎設施資產具有“產權”屬性，可以被計入項目公司財務報表的固定資產項(因此受金融機構歡迎)，社會資本的項目公司擁有該資產部分“產權”，由此“廠區”可以被合法運營和反之法理上可以被關閉(即便存在違背協議的風險)，但關閉可能帶來城市功能的某種損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地方政府付費風險)。(具體案例可參考某省會污水廠BOT付費爭端案例);

2)項目基礎設施的運行計費可以按量結算(如供水和污水都是按水量結算)，并在項目交付界面上按質考核(如供水的到戶水龍頭和污水BOT的廠界進、排水口)。

第一個特點使這類可運營性項目很容易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可。曾經業內有個誤區，認為污水處理廠BOT模式之所以容易推進成功，是因為有政府向居民所收取的污水處理費的經費來源支持。但是這種回答無法解釋在沒有向用戶收費的生活垃圾、餐廚和廚余類等的BOT模式，為何也同樣受到社會資本的追捧而廣泛推行，資本市場依據特許權和政府的支付協議就能夠實施項目融資貸款。這背后就是上述“可運營性”的第一個特點帶來的。

反之，由于不具“可運營性”的PFI項目不具備產權屬性，也沒有被關閉的可能(社會資本不可能因為政府付費拖欠而關閉市政道路、管網、河道和海綿城市的運行)，對政府不構成付費違約行為的制約，并且無論是市政道路還是海綿城市這類投資，都不能形成項目公司財務報表的有效固定資產(不符合金融機構抵押物的習慣)，只能形成財務報表上的負債類，同時，社會資本也沒有法律賦予的關閉設施的權力，因此導致社會資本及金融機構認為這類投資不夠安全，這樣的結果，社會資本更傾向于在工程階段盡量收回投資(即做大工程利潤)，大型央企建筑公司和園林類公司由此獲得優勢，造成這類項目被認為是類似拉長的BT的爭議。

不具備可運營性項目的特點二，是導致PFI項目在落地中容易工程化、BT化的核心原因。當前很多PFI項目不能像可運營的項目那樣，在項目交付界面上簡單的通過交付物的數量和質量來約定和考核“購買服務”的交易界面：可運營的項目不用在項目執行期中介入社會資本設立的項目公司內部的實際投資建設成本核查;而完全可以依照交付物約定的或取或付的基本量保證和交付物質量約定(政府付費)，或者由社會資本直接按政府允許的定價機制向直接的非政府的用戶收費(加上來自政府的公益性補貼)，以此為基礎，前期通過招投標程序來確定合理的項目價格。在PFI類型的海綿城市、河道治理乃至市政道路中，依據社會資本的施工造價來安排某種固定利率的還款模式成為這類項目的回報機制，而實際上施工造價很難被合理控制，再加上項目金額大、系統復雜等因素，社會資本實際上更看重前期工程利潤盡快收回(當然金融機構作為埋單者也未必愿意承擔后期風險，盯住企業自身信用成為他們當前的選擇)，這些因素都導致了PFI項目在內涵上存在滑向僅僅成為拉長BT的風險，也因此需要方案設計者刻意去避免。

近期有篇系列文章—“為什么你的PPP項目不靠譜”中強調了所謂的靠譜的PPP項目一定要有很高的工程比例才可以做，并討論了相應的如何獲得工程利潤的技巧，全文都是在探討在PFI項目中模仿BT的開發獲利技巧，而看不到對全周期運營的整體效率提升的關注，個人認為企業逐利無可厚非，但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的是，如果項目方案的設計開發水平僅僅只是滿足這類功利性的追求，那么PFI會在本質上背離了PPP的核心目標。

3.區分可運營類項目中的“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項目(B類)和“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A類)

圖5 第三次分割

筆者曾強調要將環保踢出特許經營，實際上是發現環保這類沒有受益者付費模式的PPP，基本都是PFI(C類)或者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模式(B類)。把B類的環保項目和A類的由用戶直接付費模式的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混在特許經營范疇里一起討論，讓筆者一直感到別扭，包括現行的發改委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和當年的特許經營立法草案(這是由于住建部當年主導特許經營改革留下的歷史慣性)。

雖然同樣具有前文所述的可運營性的特點，這類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與政府購買型特許經營項目的區別是非常明顯的，筆者因此在此忽略發改委所說的“經營性”的原始定義，而在這里將直接向用戶收費作為一種“可(直接)經營”的特性作為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模式的基本特征，它區別于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項目至少有如下六大差別：

1.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向非政府的用戶直接收費(受益者付費)，而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是依據BOT慣例的保底量“或取或付”模式由政府付費(政府可能同時會向民眾或其他用戶收費---污染者付費);

2.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的項目執行期調價由居民參與的成本監審和價格聽證會來確定，而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項目的價格與政府向用戶收取的價格無關，且定價方式來自前期選擇社會資本時的競爭程序，后期通過協議事先約定的調價公式來定價，不宜搞成本監審和價格聽證會;

3.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往往采用廠網一體化且直接面對用戶收費的模式(上海城投的王強博士稱之為網絡型公用事業)，而政府購買服務特許經營項目中創新的所謂的廠網一體化由于沒有且無法面對直接用戶收費，其本質上是廠區BOT加上管網BTO的模式組合，與前者核心概念區別很大;

4.基于這一原因，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采用股權合作模式較多，而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項目則較適宜采用簡單的BOT模式;

5.由于上述原因，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需要政府在其管網覆蓋范圍內授予獨家經營的壟斷權，而政府購買服務的特許經營項目其實不需要也無從授予壟斷權;

6.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屬于在政府監管下的社會資本與民眾(直接用戶)的買賣關系，政府與社會資本雙方并不平等，政府和社會資本出現爭議應該走行政復議;而政府購買服務的特許經營項目，政府和社會資本方屬于買賣平等主體，出現問題應該走仲裁或訴訟。

除了上述區別以外，目前還有一種情況值得特別關注。在價格機制完全到位不依賴政府補貼的“特許經營項目”(比如燃氣)，特許經營權授予的公平性及其他PPP配套管理措施方面都沒有得到重視，實際上走了不規范的私有化過程，有礙于社會公平競爭環境和效率的提高，在這點上筆者曾經撰文專門討論。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國家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頂層文件中對這方面的表述普遍混亂和模糊。讀者可以在國務院頒布的燃氣條例和建設部聯合發改財政所發布的住建2016(208)號文里找到例子。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背后還有一個邏輯值得思考，E20近期舉行的鏗鏘三人行PPP對話上，吳亞平主任曾經展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金字塔，底層是公建公營，中層是PPP，頂層則是“私有化”，越向上市場化程度越高(未必是適宜的)。以上所說的燃氣的情況，就是本應該在PPP中有序組織市場化的項目被過大幅度的私有化了。類似前述的借用政府購買服務走融資的項目本應該歸屬于同樣基于“政府購買”的PFI的情況,這種本應該屬于PPP的項目被過度私有化的項目背后的基礎，恰恰也是政府監管型許經營里具有私有化所必需的“(直接)經營性”這個特點，這也是我強調需要強化研究政府監管型(狹義)特許經營的原因。

4.總結三次分割后的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分類圖

通過上述分割，筆者將市政環保類的市場化項目分為ABCD四個類型，如下圖所示。此外，還可以留意在供服務市場化的總范圍內，紅圈(A+B+C)代表PPP的總范疇，藍圈(B+C+D)代表由政府購買的總范疇，而其實A+B是特許經營的總范疇，可惜沒法也畫出個類似橢圓完美表現。

另一個思考角度是，如果看邏輯演進，作為PPP的A到B到C這三類項目類型之間，實際上有一種內涵遞減的關系，且向下包容：A的“可(直接)經營性”→B的“可運營性”→C的“可維護性”。“可(直接)經營性”包含“可運營性”和“可維護性”，而“可運營性”也包含“可維護性”。反之則不然。“可維護性”在第三款的第2條做了介紹，筆者認為這是PFI項目值得PPP的必要條件。

圖6 E20市政環保領域PPP分類格局圖(詳細分割)

三、按照上述分類的市政環保PPP的基本落地情況和對產業格局的影響

1.非PPP項下的市政環保購買服務項目(D類)

這個領域本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只是很多項目與PPP高度相關，同時也是環保企業積極在參與的，具體項目包括垃圾清掃、收運、城鄉垃圾一體化收集、水體維護、環境監測。這類輕資產項目，規范流程應該是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程序。在這個領域，大小公司、國企民企都有機會參與，行業集中度極度分散。相對而言，在環境監測領域很久以來就有了委托服務的傳統，聚光、雪浪和先河這類上市公司有一定的優勢。水體維護領域之前基本是小公司在參與，而現在很多已經被PFI項目打捆，使小公司必須要和大公司合作才能獲得機會。作為環衛公司市場化的舉措之一，垃圾清掃收運外包服務這兩年也開始流行，比如北控水務專門成立的北控環境，以期在該領域做大做強。這類項目也有一部分也與后端垃圾焚燒項目打捆，被大型環保公司承接，在此布局的典型企業有啟迪桑德、首創環境等公司。

這個領域出現的問題，一是前文所說的，很多購買服務項目被掛上了PPP的帽子，不僅混淆概念，還過分延長服務期限，具體案例比比皆是。另外，借政府購買服務變相融資做基礎設施肯定應該被禁止，財政部近期又再度發文進行了規范。

2、非特許經營的政府購買服務PFI類項目(C類PPP)

這類項目的推出是本輪PPP與特許經營時代的最大區別，可以理解為這是對投融資平臺和BT模式叫停后必須為地方政府打開的通道。當前，在市政環保領域，PFI項目主要包括海綿城市和黑臭水體治理，典型的如通州230億流域治理項目、海口50億黑臭河道治理項目和遷安、鎮江等地的海綿城市項目。

雖然，這類項目如果操作不夠細致有可能演變為項目內涵上類似拉長的BT。但筆者認為，在市政環保領域推出城市流域治理的PFI打捆項目，作為PPP的重要探索方向具有積極意義。如果要避免PFI項目淪為單純的融資工具并且因此與簡單BT劃開界限，在項目需求上應該需要體現出以下三點必要性的存在：

1、項目應該有明確的可實施的考核指標;

2、要達到項目的考核指標需要系統化的整體方案;

3、項目需要長期維護以達到考核指標(前文所述的“可維護性”)。

在黑臭水體治理方面，各地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水十條”中城市河道斷面考核的要求如何得到落實。系統集成要求高，且要保持河道斷面指標達標，對長期維護有很高的要求，也使得在這個領域應用PFI模式有了必要性。從這點出發，對在海綿城市領域推進PPP筆者持謹慎保留態度，而對于土壤修復類的項目則堅決反對，土壤修復類項目沒有維護和系統集成的要求，考核也較容易，如果采用PPP模式，也就背離了其核心目的，淪為單純的融資工具，所以筆者一直堅持在土壤修復領域不宜采用PPP模式。而對于廠網一體化的污水處理項目(相當于B類和C類的混合)，核心要看企業在管網規劃優化、后期維護甚至執法方面的參與程度，考慮到社會資本方在排污許可管理和工業污水接管排放監管等方面如想參與管理，在執法權轉移方面存在障礙，這種客觀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資本參與管網運營的意義。

即便黑臭水體治理項目采用PPP存在必要性，執行中也出現了PPP項目中的一個常見問題，即在招標之前政府并沒有能力制定完善的項目方案，咨詢公司的幫助也很有限，因此與公建模式去對比而做的VFM評估很難有準確的量化結果和可靠結論。此外，對技術集成方案的優化按常理應該在招標評審階段完成，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留給這一階段的時間過短，并且價格是主要的競爭因素，導致社會資本只能在中標后的實施階段才真正開始完善技術方案。因此對社會資本的評估選擇很難做到完全客觀，價格評估和成本控制也有較大的難度。因此，筆者建議適當延長招標期，同時引入世行的“兩步招標法”采購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先招技術方案進行比選和優化自身的方案)。

盡管有上述種種不利因素，筆者還是觀察到，南寧那考河PPP項目之后，這類項目都約定了明確的斷面考核指標，對社會資本而言壓力較大，也迫使他們認真地優化方案和尋找合適的技術，這對改變傳統公建模式中時而出現的重建設輕運營和對效果缺乏追責手段的狀況有積極意義。

這類大型PFI項目對產業格局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動輒十億百億的項目總規模對資本和融資要求巨大，民企和非上市公司很難參與，大量小公司也只能淪為給大企業打工的配角。另外，工程公司類的央企和前期以BT見長的園林類上市公司的介入，沖擊了E20環境產業地圖傳統A方陣(北控、首創等)的優勢地位。關于這部分的市場格局，E20環境平臺將在明年年初的水業十大影響力評選中啟動對城市黑臭水體治理的業績評選，并將在明年三月份的第十五屆水業戰略論壇予以發布。

3、政府購買服務型的特許經營項目

這類項目通常采取BOT模式，是市政環保領域PPP應用最成熟的領域，其原因前文已有分析。相對而言，BOT模式在這類項目中應用中所需探討的問題較少，由于較容易制定支付和考核方式，且政府又不需要對工程的實際造價進行評估，績效考核成熟可控，因此依然是業內公認的成熟PPP模式，如項目本身并無其他特殊要求(比如投資過大或者業務復雜需要更多的協調合作)，在這種模式里強迫植入合資合股要求屬于多此一舉。

根據E20研究院十二年的數據積累可以觀察到，BOT模式已經成為新建項目的主流模式，在政府購買服務型的特許經營領域，BOT得到廣泛實踐也最為成熟，不但提高了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也培養了一批成熟的環保企業，難能可貴。而對于政府監管型的特許經營項目，在供水領域十多年的摸索已經證明，BOT模式并不適合。

BOT模式從十二年前特許經營時代開始推進到現在，從下圖所顯示的數據來看，在水務領域的特許經營時代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但是在固廢領域卻不太明顯。概其原因，污水領域單體廠建設項目已近尾聲，部分做投資運營的中等規模企業由于資金和品牌所困，紛紛被龍頭企業兼并，而前述的PFI模式打捆的污水廠這樣的優質資產，更需要大型重資產公司才有可能獲得。

在垃圾焚燒領域的項目建設依然處于高峰期，依然以投資規模適中的單體項目為主，BOT的建設期間利潤可以改善公司的當期報表(BOT的建設利潤僅是改善財務報表，運營利潤依然至關重要，這個對比BT的以建設利潤為核心利益，是兩個差距很大的概念)，融資渠道比較通暢，而且其他固廢處置細分領域門類(餐廚、廚余、危廢、動物尸體和污泥等)及新建項目都層出不窮(比如發改委推進的五批餐廚試點項目大大刺激的新市場的產生)，給民企為主的中小企業分得一杯羹。但按照水務領域的發展趨勢，在未來三年，固廢領域的整合兼并必然會發生，行業集中度也會逐步提高。

圖 7

圖 8

無論水務還是固廢領域，需要提高的方面有以下幾點：一個是中期評估得不到重視(建設部特許經營條例126號文所提出的要求得不到落實，甚至近期的發改和財政的文件中已經難覓蹤跡，令人扼腕)。考慮到在長周期鎖定合作伙伴的特許經營中如何總結經驗和提高效率，中期評估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可惜這方面無關地方政府最在乎的融資需求，在落地中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背后體現了整個行業重建設輕運營、重推進輕總結的傾向。

其二，低價競爭陰云不散。由于單體項目模式成熟，資本市場通道順暢，在資產荒的現在成為競爭白熱化的紅海。各類低價案例屢見不鮮，為后期的穩定運營埋下了隱患，而住建部、財政部等四部委最近聯合發文推進垃圾焚燒的文件(建城[2016]227號)中首次看到對這方面的關注，值得表揚。

其三，環保企業達標情況并不樂觀，企業擴張后的穩定性值得關注。由于地方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依然不足，受低價競爭的影響，以及環境監管體系的建設尚未完成，目前無論污水還是垃圾處理嚴格達標的狀況并不理想，企業靠偷排盈利的情況時有發生。隨著國家對這方面整治力度的加強，對現有企業的生存狀況會造成一定的沖擊，也會帶來社會資本的責任心(尤其民企)不如公建公營企業的爭議，值得行業認真面對。

圖 9 污水處理市場化的比率

圖 10 垃圾焚燒市場化比率

2015年度中國水業十大影響力企業及總規模

圖 11 2015年度水業十大影響力企業污水處理占市場化的比例(行業集中度)

2015年度中國固廢行業十大影響力企業及生活垃圾焚燒總規模

圖 12 2015年度固廢十大影響力企業生活垃圾焚燒占市場化的比例(行業集中度)

4、政府監管型的特許經營項目

應該說，在環保領域鮮有直接面向用戶(非政府)收費的狹義特許經營項目，因為污水處理是通過自來水費代收，目前均以行政事業性收費模式進入財政系統，最終歸于前述的政府購買服務型特許經營項目，而垃圾處理費目前尚未征收。唯一例外的是工業危廢項目，屬于典型的政府監管型特許經營項目，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一定程度上的壟斷權(主要是一個區域內限定了有限數量的危廢企業)，但工業企業支付處理價格(污染者付費)，且有權挑選危廢處理企業和在一定范圍內商定價格。除了危廢項目以外，這類項目基本發生在非環保領域。

供水、供熱、燃氣這類市政項目，是典型的狹義特許經營項目。這類PPP項目機制建設需要考慮以下要素：

1.選擇社會資本時的公開公平性原則;

2.價格聽證機制：運營成本需要接受政府監審，價格調整需要向居民公開聽證;

3.需要授予區域壟斷權，服務質量要被嚴格監管以避免損害直接用戶的利益，涉及公共服務的信息公開要求高;

4.有可能需要財政補貼(例如落后地區的管廊建設)，當財政補貼占比極高時，項目性質可能向政府購買服務PFI模式(C類)轉化(比如落后地區的管廊建設)。

前文已提到，像燃氣這樣擺脫財政補貼的純經營性項目容易走簡單的私有化模式，存在風險。當然，對于這類優良的項目，聰明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交給公建公營企業直接承擔，以作為投融資平臺轉型到專業化公司的最佳盈利性業務。從近期行業部門發布的文件對這類項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這類與公共服務關系最緊密的(由于直接面對居民用戶)PPP，其頂層制度研究依然薄弱。價格機制改革尚未真正啟動，且需要結合地方公建公營企業的發展來做對比研究。在當前，整個地方財稅制度改革逐步向環境資源全成本和追求長期穩定化模式的目標艱難挺進的局勢下，在這一方向上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寫在結尾：

《薛濤：環保PPP年度盤點，分類后的頂層思考與產業變局》該文一經發布，就受到了PPP界專家的好評，眾多專家、學者紛紛在朋友圈轉發分享薛濤這篇文章，并加以點評，簡直是好評如潮。下面列舉一部分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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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財政部PPP中心  作者：薛濤  發布時間：2016年11月20日）

編輯： 趙凡